舞剧《国家的孩子》：童心视角里的家国大爱

该剧取材于“三千孤儿入内蒙”的真实历史事件。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，南方多省遭遇严重经济困难，江浙沪等地大量孤儿亟待妥善安置。情况上报中央后，周恩来总理与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商议，乌兰夫提议“让草原人民把这些孩子养大”，并承诺“接一个，活一个，壮一个”。尽管内蒙古也困难，但牧民们仍争相收养，视他们为“国家的孩子”。

场刊介绍中，该剧由四幕戏及“序”构成；但实际呈现的是“乐章式”结构。分别是《开向草原的列车》《赛马》《初见》《认》《我只有你了》《梦与境》《我和额吉》《羊腿追逐战》《剪羊毛》《我想你了，妈》《额吉做的新衣》《决斗》《我们仨》《时间的齿轮》《“偷”羊》《风沙寻羊》《怀念巴特尔》《欢与庆》《别》《额吉的思念》《我们的额吉》。

在这21个乐章中，《开向草原的列车》就是那个“序”——一群在一节列车车厢中的“国家的孩子”，在旅途的颠簸中满怀着对新生活的期待，但也有对未知生活的忐忑。除了把车厢座椅作为装置来变换空间调度外，编导还将一个滚落的苹果作为孩子们在局促空间中行动的聚焦——这个苹果在你推我让的传递中表现出非关亲情的友爱，也在孩子们颇具个性的动态中凸显出一对兄妹形象，他们是舞剧的主要角色，也是其他乐章标题中反复出现的“我”。如果说孩子们乘列车前往草原的画面承载着这出舞剧的立意核心——家国大爱，那么这颗苹果的精妙设计则提示着这出舞剧最重要的表达视角——从“孩子”的童心出发。

乐章标题中的“我”作为“国家的孩子”的具象化和典型化，在剧中是一对兄妹；剧中体现“国家”大爱立场的，是标题中不断出现的“额吉”——蒙古族的母亲。标题中还有个“巴特尔”，他是额吉的孩子，与剧中的兄妹俩是同龄人。在额吉与领养兄妹俩的和谐相处中，这个有点任性、有点淘气的巴特尔，像一组和弦中偶尔冒出的不和谐音，总在造就点小摩擦、小冲突，但随后就因为误会的解除带给观众、特别是剧场里的小观众喜感满满的开怀一笑。

因为该剧的“乐章式”结构，笔者更愿意把这部舞剧称为“舞蹈诗剧”。“舞蹈诗剧”不是舞剧的弱化形态，它有别于以话剧叙事逻辑搭建起来的传统舞剧，而是以诗歌意象进行跳跃式组接，以烘托舞蹈的诗化氛围。《国家的孩子》作为“舞蹈诗剧”，在创作中体现了三个优先：一是情境营造优先。比如《赛马》这一乐章，蒙古族少年骑手在后区平台一字排开，他们手中的缰绳纵向跨过舞台，生命的朝气和奔驰的活力喷薄而出，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之境随之在观众面前展开。又如《时间的齿轮》这一乐章中，拔河、老鹰捉小鸡、拾牛粪、课堂读书这四个情境片段叠加组合，生动讲述着“国家的孩子”融入草原生活的成长历程。二是情趣构思优先。这一点特别表现在《羊腿追逐战》和《剪羊毛》这两个乐章中——前者是哥哥因为妹妹的饥饿难耐而偷偷拿了一小只羊腿，被巴特尔发现后穷追不舍，他甚至拿着形影不离的套马杆来追逐，追逐的背景音乐居然是那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《奔腾》。这种从童心视角构思的情趣充满了戏谑和幽默。后者《剪羊毛》更是趣味盎然，“群羊之舞”中晃动的肥硕羊尾和“牧民之舞”挥动的硕大剪刀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，舞者身姿变换之间，生成一种紧张却不带攻击性的情绪张力。三是情意升华优先。该剧所有的情境营造、情趣构思都服务于情意升华——这便是寄寓在额吉形象中的“国家”的大爱情怀，舞剧中的《我和额吉》《额吉做的新衣》《额吉的思念》和《我们的额吉》都是如此。

舞剧《国家的孩子》从创作实践上给了我们一些启示：舞蹈的“表意”不是一般的表达创作者的意图，而是要表达一种升华了的情意。为达此效果，一要优先考虑情境的营造，这情境要体现舞者的本心，即有助于舞蹈动态形象的呈现；二要优先考虑情趣的构思，这情趣要体现舞者的童心，即有助于率真的人性的实现，这是“表意”追求的标高。可以说，该剧以“国家的大爱”定义了表现的“立场”，更以“孩子的童心”实现了有效的表现。

于平（南京艺术学院“至美”讲席教授）